山村的夜晚，万籁寂静。

　　简陋的泥土房里，昏黄的煤油灯下，劳作了一天的父亲捧着厚厚的书在夜读。陪伴着他的，依然是那一尺多长的烟筒。

　　看书和抽烟是父亲的两大爱好。劳作之余，拿出书籍，点上旱烟，在吞云吐雾中，父亲的神情时而凝重时而欢快，我惊讶于书本的魅力。父亲白天劳动晚上看书，经常看得很晚，第二天一早又要下地干活，他不累吗？难道厚厚的书本里藏着什么奥秘？能把父亲的疲劳都赶跑吗？小时候的我，对于父亲看书这个事，心里有着无数个“为什么”。以至于当我能够阅读的时候，也去找父亲读过的书本来翻一翻、读一读，书本里面许多文字艰深晦涩，让我茫然，我惊讶于父亲怎么读得懂？母亲说，父亲年轻时候由于家庭困难，错失了读师范当老师的机会，多年来，他保持着一有空就看书的习惯，似乎这样可以弥补错失的就读机会。父亲的教师梦想没有实现，倒是我和哥哥考上了师范学校，为他圆上了教师梦。

　　年轻时候的父亲，身材高大挺拔，健步如飞，家里的重活、累活全包了，从不叫苦叫累。为了供我们兄妹五个读书，很长一段时间，父亲过着“挑山工”的日子，每天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，走在崎岖的山道上，一米七五的个子，挑起担子晃晃悠悠的。少言寡语的父亲干活是一把好手，但在生活中像个书呆子，也不懂得表达爱，时不时还闹点笑话。听母亲娘家的人说，他们在街上碰到父亲，父亲只是傻笑，没有说话，人家就问他：“兴才，你不认识我吗？”父亲回答：“认识啊！”人家又说：“既然认识，怎么不跟我打招呼？”父亲这样回答：“既然认识了，怎么还要打招呼？”这样的回答，在当时一度成为笑话。

　　父亲没有什么脾气，也不会算计人。我家与别人的地紧邻着，有一次他们把一棵苗种到我们这边的地界了，母亲看不过，单枪匹马地与人家理论，可人家是夫妻齐上阵，母亲只能败下阵来，回到家跟父亲唠叨一通，而父亲只淡淡地说:“不就是一棵苗吗，能占多少地？种就种吧！乡里乡亲的。”依旧抽他的烟，看他的书，大有一种“让他三尺又何妨”的气量。后来那家的人也不好意思，悄悄地把苗拔了。

　　纯朴憨厚的父亲，严厉起来可不得了。大年三十，父亲吩咐哥哥和我负责杀鸡，当时我们不知为何没有照做，父亲说没有完成任务就不给吃饭。我们想，大过年的不给吃饭，怎么可能？于是哥哥和我就商量着躲起来，让父母亲自来找我们回去吃年夜饭。村外的柴垛是最好的躲藏地，我和哥哥躲在里面，耳朵竖起来，想早点听到父母呼唤的声音，可是天将要黑了，也没有动静，倒是听到村里的人吃饱了出来闲聊的声音。我们的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，只好自己走出来，难为情地回家。母亲去喂猪了，父亲坐在门口，照例是抽着烟在看他那厚厚的书本，似乎没注意到我们。我和哥哥去找鸡肉，锅里没有，餐桌上也只剩下一些青菜。这就是我们的年夜饭吗？鸡肉呢？母亲回来了，说父亲坚决不让留鸡肉给我们。在那个物质严重匮乏的年代，鸡肉可是难得的佳肴了。父亲这招可够“狠”的，让我以后再也不敢随意偷懒。那年，别样的年夜饭，让我难以忘怀。

　　我读师范的时候，靠着书信与家里联系。听说我写给家里的信，父亲外出打工的时候都带在身上，休息的时候，从衣兜里掏出我写的信，点上一支烟，在别人羡慕的眼神中津津有味地看着。旁边的人说，你女儿写字这么好看。一贯不善言辞的父亲，这回口才极好，笑着说:“这么好看的字可不是白给的！”那神态，分明带着一种自豪，又像是一种炫耀。我的来信对他是莫大的鼓舞，让努力赚钱的父亲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

　　打电话回家，第一个接听电话的总是父亲，可每次还没聊上两句他就说我让你妈来听电话，母亲数落他，每次接听电话这么积极，话不多说两句。父亲只是笑笑，也许在他心里，能够听到孩子的声音已经很满足了。

　　我和哥哥在县城工作，父亲来看我们。一向朴实的父亲，即使来到县城，依旧保持着在村里的装束：红色的背心，脖子上挂着一条毛巾，似乎随时准备劳作的模样。哥哥问他是否感觉太热，挂着毛巾是要擦汗吗？父亲不明就里，说这里很凉爽，不热。哥哥说要带他去买两身衣服，还告诉他，下次来县城时该换个穿法了，你挂着一条毛巾，人家以为你是来干活呢！父亲不作声，憨憨地笑了。

　　有一次我跟同事下乡，到家附近办事，由于时间不够充裕，我没有回家。父亲西装革履扛着一大蛇皮袋的红薯给我送到车上，直接让我惊呆！同事说，你爸是退休干部吧？憨厚的父亲，担心穿着土气会给孩子丢脸，特意换上了西装和皮鞋，也不怕这一袋红薯弄脏他的衣服。

　　一个暖冬的午后，我回老家看望父亲，一幅温馨的画面映入眼帘：午后的阳光斜斜地洒进窗台，温暖而舒适，桌上泡着的一壶香茶正冒着热气，八十多岁的老父亲，安详地坐在摇椅上，捧读着他挚爱的书本。我想，此刻在父亲的心眼里，一本书、一壶茶 ，足矣。

　　父亲这本书，要用一生来读懂。（金秀县纪委监委）